中国100年抗疫的血色长歌！

参与血吸虫病防治的袁鸿昌教授，曾口述过一句话：
流行病的防治，既要有高效动员的人民战争，又要有科研医护工作者的躬身牺牲。
这句话，贯穿了新中国抗“疫”的血色长歌。
关山虽难越，我辈屡屡越！

1910年，国际毛皮市场价格上升，旱獭皮价格从0.12美元，涨到0.72美元。
中国内地底层人民，出关捕杀旱獭。关外天寒地冻，捕獭人“三日粮绝即食獭肉”。
至此，鼠疫病原体，从旱獭传播至人体，并从关外大规模蔓延至内地。

哈尔滨每天死亡400余人，棺木供不应求，尸体只能就地掩埋。再后来，死了人多了，尸体直接堆在大街上。
鼠疫病原体完成了鼠传人，到人传人，到尸体传人，再到跳蚤传人的传播闭环。这场长达6个月的大鼠疫，造成6万余人死亡。
“染及一城则一城墟，染及全国则全国烬。”
中国人因欲望之贪和口腹之欲，口舌之上与舌尖之下的病毒传播，早在1910年就已经开始。
历史反复重演，但我们不长记性。
31岁的马来西亚华侨、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临危受命，孤身携妻奔赴东北疫区，抗击鼠疫。

伍连德博士抵达之前，东北抵抗鼠疫靠的还是中医的针灸和推拿。中医堂里的先生们，上午给别人治病，下午自己感染，三天后暴病而亡。
一场鼠疫下来，哈尔滨的半数中医感染而死。
寻医无效之后，国人认为是天降灾难。于是，倒向了萨满教、黄巾教和跳大神的传统巫蛊崇拜中。
跳大神的大仙，经常跳着跳着，自己感染鼠疫而亡。
伍连德博士抵达哈尔滨之后，用火车车厢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隔离营；对疫区封城，关闭南满铁路、东清铁路；设计了中国第一个医用防护口罩“双层纱布囊口罩”；严禁土葬，主张烧掉感染者尸体……
隔离、解剖、火化、烧屋消毒……满清时代的国民，面对现代医学和现代防疫措施，从一无所知，到开始畏惧和恐慌。
人类总是对未知的事情充满畏惧，并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度人心。
于是，阴谋论就出来了。
伍连德作为剑桥大学的医科博士，面对普遍文盲的满清国民辱骂、质疑和泼粪，几乎无计可施，也无可辩驳。
现代医学，与传统中医、阴谋论和巫蛊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，始于1911年的哈尔滨。
乌合之众的反智主义浪潮，早在1911年就开始冲刷着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。
再想想现在的滴香油防肺炎、双黄连治病毒、美国基因武器、病毒泄露、实验室里的蝙蝠跑出来了……
100年过去了，似乎我们一点长进都没有。
历时4个月，这场吞噬六万条生命的清末东北大鼠疫，被年仅31岁的马来西亚华侨伍连德博士彻底扑灭。
中国人和鼠疫的战争，并未结束。

中国人真正告别鼠疫，是在20世纪90年代。
1952年，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期间的细菌战阴谋，新中国全面开展爱国卫生运动。从城市到农村，从工矿企业到部队学校，五万万国民全民皆兵，举国动员。
农村灭四害，贴标语，搞大喇叭。城里广播会，晚上看除四害的小电影。宣传画、诗歌、黑板报、表彰会、戏曲……全国的文艺工作者，举国生产打油诗。
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先生，未能免俗，小诗一首送给四害之一的“小家雀”——
“你真是个混蛋鸟，五气俱全到处跳，犯下罪恶几千年，今天和你总清算”。
为什么在今年这场抗击冠状病毒的战役中，基层农村的宣传武器最硬核？
是举国动员的优良传统在“闪耀”！
爱国卫生运动中，全国捕鼠1.2亿只，灭蝇1300多亿只，清理粪便1.6亿吨。
霍乱、鼠疫等烈性传染病的传染源，在这场运动中，被基本阻隔。
1979年的夏夜，两辆解放大卡车，晃晃悠悠的向内蒙乌兰察布盟四王子旗的草原深处开区。
车上坐着的是，内蒙古鼠疫防治所的刘纪，还有几位伪满时期的防疫专家、从北京分配来的大学生和知青。
他们的目的地，是内蒙古鼠疫防治所的实验基地。
刘纪这群人，白天去草原深处捕鼠，在老鼠身上找跳蚤，晚上在研究所支起大锅，炖老鼠。把尸骨分离，做成标本。
为了得到鼠疫通过跳蚤传播的规律，刘纪在不可能得到官方书面许可的情况下，在自己身上做跳蚤人体叮咬实验。
1979年间，内蒙古鼠疫防治所，共有十余名科研工作者，主动参与了跳蚤人体叮咬实验。
他们写下绝命书绝命书，自愿承担风险，裸露皮肤，让可能携带鼠疫的跳蚤自由叮咬。

▲科研人员在用试管里的跳蚤做人体叮咬实验（图片来源：刘戈《为什么中国人现在不用惧怕鼠疫》）
80年代中期，中国一共有像刘纪这样的数千名鼠疫研究工作者在内蒙、甘肃、青海等十大鼠疫疫源地进行科研工作。
十五年后，他们的工作成果被集合成“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的研究和发现”。
中国鼠疫传播的规律被彻底掌握，全国各地防疫工作者获得了一整套防治鼠疫的标准操作手册。有了这套手册，中国的鼠疫疫情，传播到鼠传鼠就会被提前隔离，并扼杀。
刘纪说，因为研究前期对鼠疫的忌讳和保密，我们的工作几乎很少人知道。鼠疫消失后，很多人都回到了城里，变成了普通人。他们做过什么，牺牲过什么，更没人知道。

历时110年，中国基本能够控制鼠疫，但仍不敢说消灭。
这是数十万人死亡的代价，这是举国动员之下数万人参与的全民战争，这更是三代以上无名科研人员的躬身牺牲。
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，他们的功绩与世长存。

苏珊桑塔格，曾在《疾病的隐喻》中说：
疾病是生命的阴暗面，是一重更为麻烦的公民身份。
麻风病，就是这样一种“更为麻烦的公民身份”。
这是由麻风分枝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、低传染病。它是通过气溶胶传播，感染几率极低，且95%的人都对其免疫。
但这种病的可怕在于，感染之后会丧失知觉，并且莫名其妙的面部、眼部、手部和脚步皮肤溃烂并不断深入。
最终，鼻塌目陷，面目狰狞，断指残脚，直至死亡。
感染者的惨状太过狰狞，我就不放图了，但可以给大家看两张感染者的头骨和手骨。

这是一种太过久远的疾病，最早的人类是怎么感染上这种疾病，已经无从考究。
但有记录的是，在过去400至500年的某个时间节点上，欧洲殖民者把麻风病带到了美洲，并传染给了一种长得像穿山甲的美洲哺乳动物，犰狳。

犰狳这种动物，同样尽力把自己进化成了“一点都不美味”的模样。但唯独忘了一点，人类除了喜欢吃，还喜欢皮包，就连犰狳壳，都能做成类似尤克里里的乐器。
再然后，犰狳携带者从人类感染而来的麻风杆菌，在美洲大陆上散播，把麻风杆菌送还给更多的人类。
人传动物，动物传人这种破事，欧美人比咱提前干了几百年。
谁也不比谁高尚多少，人类的底色向来一样。
因为，麻风病人的症状过于凄厉，且难以医治，经常眼睁睁的看着病人一天一天烂下去。
所以，这种传染性并不高的疾病，始终都被当做烈性传染病。得病的人，也由此得到一种特殊的公民身份，被视为“不洁”和“有罪”的象征。
20世纪30年代，为了消灭麻风病，国民政府采取了更加“积极”的措施，活埋、活烧，或者集体屠杀……一幕幕人间惨剧，在这片苦难的国度上上演着。

当你看完麻风病人在麻风隔离村里的生活状态，就能明白我为什么在前面说，隔离也只是相对人道而已。
凉山州阿布洛哈村，是第一批建立的麻风村。
我们想要去这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河的村子，需要沿着悬崖边不足一米宽的小路，走上足足六个小时的山路。

麻风村建好后，麻风病人或自愿，但多数都不自愿的被强制隔离在这个悬崖上的村子里，没水、没电、没有基础医疗所，每个月只有几个医生按时送药。
麻风村建好之后，规定麻风病人痊愈之后，就能被家人领回到家里生活。过去五十年，被家人领回去的几乎没有，绝大多数的人走进的那天起，一辈子都没走出过。
个别回去的，迎接他们的是歧视、谩骂和侮辱。然后，他们又从正常的村子里逃回了麻风村。
一辈子没出过村，在麻风村里生活了五十余年的钱智昌说：“我们是一群无根的人”。
这个已逾古稀的老人，5岁时亲眼看着得了麻风病的父亲被活生生的烧死。12岁那年，自己得了麻风病，住进了麻风村，一辈子在没有出去过。
现在的钱智昌，没有手掌和脚掌，两条胳膊像两根棍子，一条腿截肢。

我几乎无法想象，这样的一个人怎样在这样的荒蛮大山里住了五十余年。
五十年，他趴在荒地上，用嘴播种，用胳膊夹着锄头耕耘，就这么活下来了。
钱智昌说，从第一代的麻风病人被送进村子，就注定了他们的第二代、第三代后人也要被封闭在村子里。
麻风村里的人，走过的山路，没人敢走第二遍，一直要等雨水清洗过后，才敢有人踩上去。
过去几十年，麻风村里的三代四代都是文盲，小学二年级已经是村子里的最高学历。
哪怕我们已经基本消灭了麻风病，仍然是如此。
麻风村里的老人，像逆风生长的野草，孤零的被隔离在这世间最穷山恶水之地。他们种着永远长不大的庄稼，吃着永远治不好病的药，忍受着永远无法弥除的现世割裂，自生自灭。
打破麻风村和平凡人世之间结界的，是一个叫李桓英的普通医生。
1970年，李桓英拒绝了WHO的5年工作续约，回国孤身前往西双版纳麻风村。
我们说过，麻风病其实并不可怕，95%的人都能对麻风杆菌免疫。
只是因为数千年来，我们囿于医疗技术的限制，恐惧的人们无法解释这些现象。
桑格塔说，任何病只要起因不明、治疗无效，就容易被某种隐喻所替代。
千年以来，我们因恐惧把麻风病赋以邪恶的隐喻，杀戮、驱赶麻风病人。
更大的暴行，带来更大的恐惧和更大的歧视。
李桓英，可能是中国防治麻风病历史上，零距离接触麻风病人的第一人。
李桓英说，进入麻风病村的第一天，我就想去拥抱眼前这个病人，他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得到过人类的拥抱了。
她带进麻风村的不仅有拥抱，还有联合化疗的三联疗法。
化疗初期，病人在服用化疗药物后，开始脸色发紫、发红。反而，引起更大的恐慌。
李桓英，曾接受过长达数月的隔离审查，还有人怀疑这个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女人，在深山里搞基因实验。

人类面对自己做不到的事，向来擅长用反智主义的伪善，以最大的恶意来揣度人心。
我们善于树立丰碑，更擅长与推倒丰碑。
一年后，早期接受李桓英治疗的患者，几乎全部治愈，且无一人复发。
十五年后，李桓英的短期联合化疗疗法，治愈了万余例麻风病患者。历经10年监测，复发率仅0.03%。
2012年，中国承诺将在2020年消除麻风病，成为世界首个承诺国。
李桓英说，医不讳病是天性，治病救人是天职。
遗憾的是，这位99岁的老人治好了麻风病人，却没有治好现世对于麻风病的歧视。
钱智昌，仍然被困顿在悬崖上的阿布洛哈村。阿布洛哈村的孩子出去上学，仍然会被赶回村庄。
治麻风易，治心病难。
一场新冠肺炎，仍然能带给武汉人一个难以言状的公民身份，却忘了他们只是另一个倒霉版的自己。
 

什么是伟大？
天下找一人，一人救天下。
1955年，江苏南通市1680人突然瘫痪，466人死亡，患病者多为儿童。
患病儿童一开始是咳嗽和感冒，一夜之间手脚不能动，再然后病毒会破坏脊髓和脊柱神经，导致控制功能失调和发育异常，病毒延脑后，儿童就会直接死亡。
这种病叫脊髓灰质炎，俗称小儿麻痹。

这种病毒仅靠皮肤接触就能传染，南通疫情爆发后迅速蔓延，两年之后，从南方蔓延到中西部地区，昆明和南宁的爆发率是南通的三倍之高，南宁家家关窗闭门，学校停课。
一个大流行年，中国就有一两万儿童患病瘫痪。按照当时的疫情爆发速度，如果得不到控制，未来举国上下都是拄着拐杖的残疾儿童和成人。
1955年，在苏联学习病毒学的顾方舟学成归国。两年后，开始进行脊髓灰质炎的研究。
50年代，世界上应对机会病毒只有两种疫苗。

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脊灰的高爆发期，而且国力贫弱，灭活疫苗显然无法普及。顾方舟顶着巨大压力，选择减活疫苗的研发。也正因为此，顾方舟在后期灭活疫苗出现极个别感染病例时，被构陷、被诋毁。
多数人从未有过出头的勇气，但从不缺乏马后炮似的评判本领。
这句话在无数次人类面对重大选择时，总能露出阴损损的影子。
这些阴损的评论家们所不知道的是——
脊灰灭活疫苗的人体实验第一针，是顾方舟打给了自己的儿子。
1959年，为了做活疫苗的猴子实验，在昆明的山洞里创立了研究所和实验室。他带着7个工作人员，亲手建起来了整个研究所。

1959年底，新中国第一批减活疫苗在昆明研究所诞生。
顾方舟冒着瘫痪的风险，喝下了中国第一瓶脊灰减活疫苗。因为脊灰多发病于7岁以下的儿童，为了在儿童身上进行临床试验，顾方舟把脊灰减活疫苗喂给了自己不足1岁的孩子……
为了扩大实验成果，7名研究人员的孩子陆续吃下了中国第一批脊灰减活疫苗，成为第一批的人体实验者。
大抵是因为神农尝百草的朴素医者文化，早已根植在中国医学人的骨血里。这批早期的中国医学研究者们，总能干出这种以身犯险的硬核之举。
除了顾方舟之外——

这些人用血肉之躯，筑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道防疫长城。
正如基辛格所说，中国总是被最勇敢的少数人保护的很好。
脊灰疫苗的一期人体实验，在顾方舟及其同事们的孩子上全部获得成功。二期实验扩展到2000人，三期试验扩展到450万人，均全部成功。
1960年，中国脊灰疫苗研制成功。
因为早期的疫苗都是液体，必须冷冻保存，当时的中国偏远地区几乎没有冰箱，疫苗的运输和保存成了最大的问题。
顾方舟创造性的将脊灰疫苗融入糖丸中。
对，也就是我们小时候每个人都吃过的糖丸。
自1964年脊灰糖丸疫苗推广以来，中国脊灰发病率下降将近100倍，10万中国儿童免于致残。
2000年，顾方舟代表中国在WHO签下名字，宣告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。
顾方舟说，他这一辈子只干了这一件事情。
为一大事来，做一大事去。
天下找一人，一人救天下。
国士无双，顾方舟。

过去百年，中国这片从苦难里走来的大地上，曾爆发过无数次的疫情。
从鼠疫、到血吸虫病、天花、麻风病、疟疾，再到近现代的脊灰、流脑、SARS，再到今天的新冠肺炎……
有天灾，亦有人祸。
我原本想把这些传染病写个遍，没想到才写了四种，就已经六千余字。
百年中国抗疫史，茫茫长河无所书。
纵观我们抗击传染病的百年历史，我们会发现——
这场百年战争中，我们偶尔消灭它们，但绝大多数时候是它们放过了我们。
目前，我们基本消灭的传染病，比如鼠疫、疟疾、血吸虫病……大都是病菌或者寄生虫。甚至为了消灭这些病菌，我们亦耗费了漫长的时间。

绝大多数的病毒，我们都无法消灭，比如SARS、HIV、埃博拉、H1N1……，有时候是它们放过了我们，有时候是我们和它们并存共生。
面对这些病毒，我们的手段并不多，爆发时只能依靠“隔离”。
SARS并没有被我们消灭，而是因为严格的隔离措施而消失的。
这次的新冠病毒，同样是“只要隔离做得好，就能解决99%的问题”。
纵观我们抗击传染病的百年历史，我们会发现——
诸多疫情都根源于：人类对动物领域的侵占，对环境无止境的破坏，对自然的不敬畏。

我们永远学不会和自然共处，学不会和野生动物保持距离，同样的错误永无止境的反复出现。人类四处征服，还得无数动植物灭绝。
大自然，显然不会青睐这样的人类。
或许，病毒就是一种来自自然的报复机制。
纵观我们抗击传染病的百年历史，我们会发现——
既要相信人民战争的力量，又要对科学保持敬畏，向科研和医护工作者的躬身入局表达应有的尊重和敬意。
正如袁鸿昌教授所说，流行病的防治向来都是两个战场。
一个战场属于高效动员的人民战争；另一个战场属于科研医护工作者的躬身入局。隔离靠的是人民战争，防治靠的是科研医护工作者的躬身牺牲。
人类总是对未知的事情充满恐慌和畏惧，并对从天而降的救世英雄充满希望。一旦英雄拯救世界出现困难，我们就推到丰碑，怀疑未知，并快速倒向反智主义的浪潮中。
从1910年哈尔滨大街上的伍连德博士被辱骂，到1970年的李桓英医生被攻讦，再到八九十年代的顾方舟教授被构陷……
反智主义的阴影，时常在无知无畏的质疑中若隐若现。
当时代的尘埃落下时，我们应当向这些顶着巨大压力和质疑前行的勇士和更多的无名氏们，致以敬意，并说一声抱歉。
是他们，一肩担道，一肩担义，扛着疫情中的恐慌民众，砥砺前行。而不是，那些躲在屏幕之后的质疑者们。
说话永远不会犯错，只有干事才会。
纵观我们抗击传染病的百年历史，我们会发现——
要对这个世界保持乐观，并保有善意。
虽然我们无法完全战胜并消灭绝大多数病毒，但在抗击传染病的历史中，人类整体是占优势的，毕竟伤亡越来越少，不再出现类似鼠疫和天花这种动辄数十万，甚至上百万人的死亡。
我们不必过度恐慌，更不必用那种看似高高在上的语气说一句“我不那么乐观”，以显示自己的无所不知。
我们还应该保有善意，不要让无辜且倒霉的患病者，因为歧视而徒增一种更为麻烦的身份。
类似麻风病村的这种存在，既然已经成为历史，就让它消弭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一定、一定、一定不要再有新的麻风病村出现。
我们只需要记住曾有那么一群病人，因为我们的歧视而与世隔绝。
这是人类的灾难，也是我们的灾难。
我们和传染病的战争从未结束。
但是，关山虽难越，我辈屡屡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