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9-10-18 – 崔琦

崔琦旧居,为宝丰官方在10年前于原址重建。

韩福东 摄

47岁的崔明安是崔琦的堂侄。他现在是崔琦旧居的守门人。

距离河南省宝丰县县城大约10公里,就是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崔琦的出生地———肖旗乡范庄。2003年,宝丰县委、县政府将早已消失的崔琦旧居于原址重建,土坯房改为砖房,屋顶则依然是茅草。10年了,路边指示牌上“崔琦教授旧居”几个字已经斑驳,但多次从美国往返中国内地的崔琦还是没有回故乡看一眼。

诺奖得主,成为河南宝丰的荣耀。宝丰县领导曾先后两次赴京,与来访的崔琦教授面谈,希望他回家乡看看。崔琦一直推脱。

“他虽然没有详细说,但我感觉他之所以不回去,主要因为那里是伤心地。他父亲大跃进期间是在那里饿死的。他对外的说法是:父母永远在我的心中,回不回去不重要,不在于形式。”崔琦的外甥王达人对记者说。

富农之子

在去香港之前,崔琦的家庭面临新政的冲击,他已经中断了学业。据展馆说明,崔琦的父亲崔长生以种地养家,母亲王双贤出身书香门第但识字不多。

“刚解放时范庄大概有300户人家,有2户被定为地主,4户被定为富农。”崔明安的父亲崔高祥回忆,崔琦家里养有一头驴,崔父种地之余,还赶着驴子去宝丰县城买煤,走村串户去卖。煤驮在驴身上,崔父自己也背上七八十斤。崔琦家土地不多,后来他的舅舅又帮忙置了一些,解放时被定为富农,平分了土地。

“在范庄,批斗时用棒子、石头,有这种情况。但没有那么严重。崔琦家一生都劳动,只是土地比别人多十多亩,有部分租给别人种。土改时,土地给分了,他舅家送的一些衣服首饰也给分了。”金克敬说,解放时崔琦家共三间房,其中一间坍塌,一直没修缮。他家并不是很富裕,也没有“严重剥削”,崔父是老实人,不是“恶霸”,没有压迫人,所以土改时没有专门针对他的批斗,只是在地主富农统一的批斗大会上亮相。

按金克敬的说法,土改时崔琦家的家财,都是主动上缴,并非农会抄家没收。网上有文章说,当其父亲仅有的一件长袍被没收时,崔琦跪地哀求,但毫无效果。当时也在现场的崔高祥欲言又止,不愿证实此事。

离乡赴港

金克敬家距离崔琦家只有几十米的距离,两人小学时在一个学校就读,后来金克敬去了县城唯一的中学读初中。崔琦则于1949年前后从高皇庙小学毕业,辍学在家,一边帮助父母干农活,一边在附近小学当代课教师。

崔琦的高智商,在年少时即有体现。金克敬和崔高祥在接受采访时都回忆起这样一件事:土改时有一次丈量土地,两个识字少的老人不太会算术,叫他帮忙。老人每量完一个数字,就知会他一声,他也不记账,只在一边和小朋友玩游戏,土地量完后他算出的结果准确无误。

土改时金克敬的家庭成分是贫农,他记得以前崔琦家有时烧红薯还给他吃。但他在高小毕业后,去县城读完了初中,“带着玉米、柴火,自己做饭,学费很少,吃住都在学校。”为何崔琦却中断了学业?金克敬说,这和崔琦的富农家庭成分无关,但具体原因不详。

崔琦的二姐黄崔珂1999年在《舍弟崔琦往事》一文中回忆说:“1950年,村中进行土地改革。有一次,因为父亲说话不慎得罪了‘上层’乃加之以罪,遂召集群众进行批斗。他(崔琦)闻讯,虽是童子之年,却不顾一切后果,愤然代父出现于斗争会上,为父申辩。

一切迎刃而解,使父亲免受批斗之辱。此事后,母亲为儿子前途做长久计划,最后做出痛苦决定,让爱儿独自远赴异乡,至北京再转至香港与吾会合(时我家已于1949年到香港)。”

崔琦有4个姐姐,其中4姐在十二三岁时夭折。刚解放时,二姐、三姐去了香港,大姐(王达人的母亲)则在北京工作。

王达人说,为了儿子的长远前途,1951年崔母王双贤决定让崔琦投靠香港的两个姐姐以完成学业。临行的前几天,崔母一针一线地为儿子赶做了一件黑棉袄、一条蓝棉裤、两身内衣和几双鞋袜。当时谁也没有想到,这一分别,竟是永诀。

父母之死

崔琦从河南宝丰县去了北京,在大姐家里没住多久,就去了香港。

王达人介绍,崔琦到香港后,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语言关,一要学说广东话,二要学习英文。他的三姐便让他先在荃湾小学重读六年级。刚开始时,因为语言交流困难及生活拮据等原因,崔琦异常孤独、苦闷,强烈思念在家乡的父母亲,两次写信给母亲要求回老家。

母亲收到信后,通过别人告诉崔琦不要想家,好好读书求学才是对父母亲最大的安慰。渐渐地,崔琦一颗浮动的心才平静下来。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,崔琦考上了香港培正中学,在那里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。

而在家乡,他的父母亲则因境外的这些亲戚关系,而遇到一些麻烦。但崔高祥和王达人均表示,这个影响并不大。

1958年,大跃进开始,崔琦的父亲崔长生受到一次批斗。“那时不论理嘛,个人家的锅碗瓢盆都没收了,因为他是富农,就讹他,向他要钱。他哪有钱给?好几个晚上都批斗他。没有吊起来,但拿棍子打他打得可狠。”

第二年,崔长生去世。“1959年,庄上死的人不少,吃不好又得病。倒不是一点吃的都没有,但野菜、红薯干、树叶都吃光了,麦秆都磨成末,说是当淀粉吃。”金克敬说。

在大饥荒的年代,崔琦的母亲被接到大女儿北京家中。“姥姥是我姥爷去世后接过来的,说我姥爷饿死了,在河南老家吃树皮草根,一点粮食都没有。”那个时候,王达人小学快毕业了,对此有记忆。

崔母在北京住了几年,又回到了宝丰范庄。“文革”很快开始了。有一段,崔母又去了北京,直到病重返回范庄,那是1968年。

崔高祥回忆,当时王达人的母亲捎话给他,让他找个架子车把自己病重的母亲拉回来。他没有去,“因为形势不允许”,后来王达人母亲在县城里雇了辆车。崔高祥晚年为此良心不安,觉得对不住崔母。崔母回来后不久就去世了。

崔琦第一次回内地是在上世纪80年代。1998年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,名声大噪。有一次,杨澜在采访中问他:“你12岁那年如果不外出读书,结果会怎么样?”崔琦回答:“如果我不出来……我父母就不会死。”他后悔得流下了眼泪。

2003年,宝丰县重建了崔琦故居,并专门辟了一个展览馆,但迄今没有等到主人归来。宝丰县委党组成员郜现营说,他2012年专程去北京大学拜访在此开讲座的崔琦,邀他回家乡看看,崔琦说2013年退休后一定回来。在此之前,崔琦在家乡捐款建了一座希望小学。

在与郜现营等人的交谈中,崔琦绝口不提童年的苦难,只讲了一些记忆中美好而有趣的片段。 南都首席记者 韩福东